今天是全国第十个“7·8保险公众宣传日”。聚焦保险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回归保障本源，服务国家战略，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确定今年的主题为：奋进新征程 保险守护稳稳的幸福。

“7.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创立于2013年，旨在加强保险业与社会公众的互动交流，提升行业服务能力和水平，赢得社会公众的理解和认可，树立行业良好社会形象。

为进一步加强保险公众宣传工作，泰康保险集团推出系列保险宣教文章，通过传播保险知识，提升消费者风险防范意识、保险消费理念与保险保障水平。

本文节选自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所著《长寿时代》第三章《财富时代 富足一生》。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社会和谐、家庭幸福、身体健康。在长寿时代，未来人们可能更多地需要自己来养老，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财务准备。

我们已经深刻认识到人们的百岁人生即将来临以及长期带病生存的事实。实现健康长寿，维持高品质的生存质量，都伴随着对财富的需求，包括能够产生持续性收入的金融资产和不动产等。而经济结构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轨后，新兴的小康和富裕人群也开始积极地为自己未来的生活储备财富，以提高退休后的生活质量，这将激发理财和养老金产业蓬勃发展，财富时代应运而生。

我从进入人寿保险行业伊始就意识到寿险天然与老年时期的资金需求关系密切，客户购买寿险产品，尤其是年金和终身寿险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增加养老金储备，实现与生命等长的资金流。我在走访世界各地的保险和资产管理公司的过程中，不断加深了对养老财富积累的认识。在20世纪90年代末，我拜访荷兰全球人寿保险集团（Aegon），了解到保险公司不仅可以在个人层面提供个人寿险产品，也可以全面参与养老金三支柱的建设，提供个人的、团体的养老产品，从筹资层面解决养老的问题。2018年我拜访了久负盛名的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CPPIB），他们通过专业资产管理，把国民的养老金投资到全球的优质资产，这又是从投资层面解决养老的问题。养老财富积累其实可以归结为两个本质问题：钱从哪里来？钱怎么投资？

长寿时代呼唤财富时代

工业革命以来，人的职业生涯形成了学习、工作和退休三段，基于参与劳动的人口大量增长，很多先行的工业化国家推行了养老金制度，以强制或者鼓励员工在工作期间为老年资金缺口进行储蓄，这一度成为工业时代最重要的社会政策。长寿时代，人口年龄结构由金字塔迈向柱状，越来越多的人需要领取养老金，财政压力增加，政府提供的公共养老金替代率将逐步下降。这意味着通过积累个人财富储备以弥补传统养老金的缺口至关重要。

政府提供的公共养老金的替代率逐步下降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需要我们站在整个财富管理行业的视角来寻找长寿时代的财务解决方案。养老金三支柱是有国家政策支持的养老金储备，除了这部分政策优惠的储备以外，人们自发为养老、健康需求储备的财富具有更大的体量和更广阔的市场。我们需要深刻认识到，无论未来养老金、社保制度如何改革，个人自发积累的财富储备至关重要，这也预示着个人财富市场规模将持续增加。回顾人类发展，工业化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中产阶层崛起，他们旺盛的财富管理需求又助推了金融行业的繁荣与发展。长寿时代紧接着工业时代到来，财富管理的需求将会达到前所未有的旺盛程度。财富时代伴随长寿时代的到来是必然，而且将是全民财富的时代。

中美居民财富结构比较

中国的财富管理市场还远没有成熟，过去中国人形成的经验是“如果不买房，还能买什么”。我们通过中美对比发现，中国居民财富过于集中在房地产。在美国由于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美国人倾向于配置股票、基金、保险等金融资产。而在中国，由于过去20年来房地产市场的“不败神话”，投资房地产成为许多中国家庭的信仰。根据《2018中国城市家庭财富健康报告》，中国居民财富中家庭房产占比接近80%，远高于美国的35%。央行的调查也指出，中国40%的家庭拥有2套房。过高的房地产占比严重挤压了金融资产配置。在中国人的金融资产中，配置的产品也比较单一，集中于现金和存款，农村尤其如此。

全民理财时代到来也意味着财富结构和财富管理方式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投资房子不再具有过去那样的吸引力。过去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随着第一次人口红利见顶，住房刚需下滑，经济不再过度依赖地产刺激，房价涨幅也将回归合理区间。其次是无风险高收益、保本保息的银行理财产品也将成为过去时。过去银行能为客户提供收益率达到6%~8%的无风险理财产品，其背后也是因为有房地产抵押贷款的支持，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保证了这种理财产品可以源源不断地供应。当房地产大幅上涨的时代不再，这类理财产品也将成为过去式。最后，我们认为未来将是股票和权益的时代。当经济的发展不再依赖地产拉动而是依靠优秀的企业拉动时，我们的融资体系将慢慢从以银行贷款为代表的间接融资转为以股权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同时我国金融市场加速开放，成熟度不断提升，个人投资者开始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成熟。融资结构、产品收益的变化也将令中国居民的财富结构朝着更加分散、多元的方向发展。

未来，利率下行会给资产的保值增值带来很大压力，配置权益产品能够更好地帮助资产保值增值。比如美国人的养老金IRA账户中就配置了大量的共同基金和股票，实现了不逊于标普500指数的良好收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的里斯特养老金，由于配置了大量的固定收益类资产，其保证收益率不断下降。

我们观察到，在投资者行为变化之外，中国金融行业也在变革。行业深刻认识到发展养老财富管理市场的重要性，纷纷进行布局，推出符合行业特征又满足消费者不同养老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解决养老的财务问题，中国的养老金融随之产生。养老金融是围绕社会成员的各种养老需求所进行的金融活动的总称，旨在为全生命周期合理配置财富，从而提高老年时期的生活水平。养老金融供给的各类金融机构各具特点，其中保险业在风险分散和长期资金管理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保险公司提供的商业养老保险是社保之外的重要补充，可以帮助人们防范长寿风险，其中年金类的商业养老保险可以充分享受复利效应，安全稳健，投保人可长期甚至终身领取保险金。银行业主要推出养老储蓄产品和养老理财产品，且凭借自身众多网点和较高的民众信任度，在开展养老金融服务方面有巨大优势。基金业结合养老特征推出了养老目标基金，这类基金是一种根据目标持有人的年龄和风险偏好不断调整投资组合的证券投资基金，具有较大灵活性，满足了差异化的养老投资需求，为追求稳健增值的养老资金提供了良好的管理途径。在信托业，养老信托受到高净值人群青睐，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与受托人连续的管理功能，既保证了养老财产的安全，又解决了老年人无力或不愿管理财产的问题。

这些行业探索中也不乏一些新型产品，比如住房反向抵押类产品。这类产品是指个人将住房抵押给保险公司或银行，保险公司或银行支付现金以供养老生活开支，在保障老人居住权的同时，用房产增加现金流，改善了老人的生活品质。这类产品在国外已经比较成熟，在我国仍处在起步阶段。我国住房自有率较高，很多老年人的生活状态是“房子富翁，现金穷人”，住房反向抵押类产品将老人的固定资产盘活为现金流，能够有效地缓解老年人及其子女的经济压力，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

诸多的产品创新，是金融行业在养老金三支柱框架之外进行的探索。养老金三支柱往往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单从行业的视角看，更重要的是还需要商业创新来解决养老问题，这些产品作为“准第三支柱”，未来都可能和国家政策结合成为三支柱中的一个产品，更好地服务于老年金融需求。

金融产品的创新是非常复杂的，这些商业创新在遵循监管和风险管理要求的基础上，还要从产品、技术、服务等各方面不断完善金融的内涵。但是只有通过不断创新，金融企业才能够在市场中立足。例如泰康在传统人寿保险的基础上，创新地结合了养老筹资与实体服务，客户购买寿险和年金保障，可以在长寿社区里安享晚年，将筹资的需求和高品质养老服务的需求一并满足。通过此类创新的产品和服务方式，各金融机构得以不断改进和完善养老金融服务。

为长寿人生的健康筹资

前面我们考虑了为养老筹资，其意义在于弥补退休后的收入缺口。在养老之外，无论是对年轻人还是对老人来说，医疗与健康支出也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这一支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陡然上升。为健康筹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命题。养老金考虑的是长寿风险，却没有考虑个人的疾病或者失能风险，这些健康风险在整个社会的庞大人群中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受遗传、环境等因素影响，有些人群健康风险高，所以社会为健康风险进行资金筹集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人们往往需要建立风险分担的机制，让风险被政府与各类组织、不同人群分担，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健康筹资问题。

纵览国际上典型的健康筹资体系，德国与英国率先建立了政府牵头的全人群风险共担机制，以应对疾病和失能护理带来的挑战。与养老金制度最初的诞生相似，还是那位铁血宰相俾斯麦率先设立了疾病基金，以雇主和雇员共同缴费为基础，首次尝试从全社会层面进行健康费用的筹资，这种模式也被称为“俾斯麦模式”。在全民强制参保的要求下，接近九成德国人通过疾病基金获得了健康保障，其余人必须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德国也因此形成了双轨保障。世界上另一种主要的健康筹资体系在二战后的英国诞生。1942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贝弗里奇发布改革方案，形成英国财政税收直接支持全民医疗的筹资体系，因此这种模式被称为“贝弗里奇模式”。与德国不同的是，英国模式并不以劳动雇用作为筹资基础。后来世界上大部分的全民健康筹资体系都借鉴了德国与英国的方案，近几十年来逐渐应用了“税收 + 就业缴费”的双渠道筹资模式。

我们将目光转移到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在健康筹资领域，美国的整体社会保障体系起步较晚，后来逐步形成了一套以商业保险为主、针对不同人群分别进行风险分担的筹资体系。二战期间，工资增长停滞，美国鼓励大企业向雇员提供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薪酬福利，企业团体医疗保险的模式随之繁荣发展。在普通企业雇员之外，美国于1965年正式设立了低收入者医保（Medicaid）和老年人医保（Medicare）两个政府项目，服务最需要保障的老年人和低收入群体。这两个群体占到了美国总人口的1/3。之后美国多次尝试改革这种较为分散的筹资体系，我们时常在新闻里听到的奥巴马医改就是这个方向的延续。2010年奥巴马签署通过的医保改革法案尽管提高了参保率，降低了商业保险参保人的筹资负担，但最终仍然没有突破多个筹资机制平行运作的框架。

健康筹资的本质是积累资金、分摊风险，因此由政府组织的筹资缴费往往具有一定强制性。但对于商业保险机构而言，其筹资模式为客户自主购买商业健康保险。比如在欧洲，一些国家强制要求参加社会医保，但也仍有一部分人会自愿购买商业健康险进行补充，人们这么做往往是为了获取更丰富、优质、及时的医疗服务。

我国在“健康中国”的大目标下推进的是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政府主导的基本医保以“全覆盖、保基本”为目标，在这个基础上，个人医疗费用的支出比例仍然比较高，很多情况下自付费用可以达到医疗费用的30%~40%。为了拓宽筹资渠道，近年来政府与各类商业企业联手，接连推出大病保险制度、长护保险制度试点，以及各地的区域性普惠保险、持续热销的百万医疗险等产品，尝试提供层次更为丰富的健康筹资保障。

无论是通过哪一种筹资机制来应对医疗健康风险，快速上涨的医疗费用都对当前人类社会应对健康风险的能力发出预警。长寿时代将面临健康筹资不足的风险。经验数据表明，过去几十年间医疗费用的上涨显著快于人均 GDP 的增长，财政支出和个人支出不断上涨，长此以往，卫生费用将可能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德国前首相俾斯麦和英国经济学家贝弗里奇恐怕都没有预料到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变，老龄人口比重的增加和带病生存的常态化、长期化让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健康风险显著增加，来自上一个时代的筹资解决方案在应对下一个时代的健康筹资挑战时将很可能力不从心。

那么应该如何应对呢？从支出端来说，需要对卫生费用采取控费的措施，这里的控费是指国家通过卫生体制改革降低卫生费用增速。从资金端来说，需要增加健康筹资资金的初始积累，并且尽可能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提高投资收益率。德国已经在积极应对长期的健康筹资风险，要求参与国家医疗保障体系的商业保险公司拿出10%的保费投入资本市场进行长期管理，形成应对长期风险的专项储备金，2018年的储备金总额已经达到2600亿欧元。美国的政府医保计划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总资产也超过了5000亿美元，其中超过3000亿美元用于市场化运作，以应对美国二战后婴儿潮一代人退休后的医疗花费压力。

尽管已有积极应对，美国国会预算局仍预计美国老年医保住院基金在2024年会入不敷出，5000万老年人的住院费用将受影响。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背景下，现有的开源节流努力可能难以应对长寿时代的健康风险挑战。美国已经在为婴儿潮一代人退休后的健康筹资苦思应对方案，全世界范围内各个走向长寿时代的国家，也必须正视和思考未来的医疗支出压力给当前健康筹资事业带来的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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